来源:微信公众号“Buyidao”(ID:buyidao2016)根据网上评论、图片等整理整理。
西方干涉香港事务、煽动暴力颠覆“颜色革命”又增添了新的罪证。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关势力公布和展示这些罪证的方式。
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世界知名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最新6月刊发表了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著名大学学者共同撰写的文章。慕尼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一篇研究如何“激发”香港抗议运动的论文。
从2017年开始,这些所谓“学者”资助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参加香港“7月1日”游行,美其名曰“社会实验”。这些学生参与黑帮暴力、扰乱和破坏香港稳定的过程和结果随后被公开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作为“学术成果”。
打个可能不恰当的比喻,我闻到了“731”和纳粹实验的“学术”味道。
01
本文聚焦香港回归以来目的明确、具体的所谓“抗议”,列举所谓论点,并委婉地称之为“香港民主斗争精神”。他们往往把香港回归纪念日称为“香港回归中国纪念日”。
我们不禁要问,他们做这个研究的真正目的是:观察一个现象后,通过研究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还是以研究的名义,成为“颜色革命”的组织者、策划者、推动者?
巧合的是,他们的意图在文章后面就被“揭露”了。
在作者所说的“克服困难”中,他们提到“因为香港的‘民主’人民有抗议的传统,现有的抗议活动让我们能够实时获得前瞻性的视角。”
通过选择香港科技大学作为研究目标,他们“可以利用激励措施提前获取1200多名大学生对同学参加即将到来的示威活动的意见”,从而“随机处理一些有关并引导出后验视角,最后“引导出学生自己的抗议参与行为”。
这更像是一个“研究者”的“计划”,而不是对他遇到的困难的介绍。这部分还阐述了研究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
他们找到了维持“客观性和公正性”的第二个最佳方式,即为有条件的行为付费,即向那些提供信息以帮助统计抗议活动数量(规模)的人付费。
上述实验共招募了1100名学生,均为香港科技大学本科生。共有849人完成了全套实验。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对所有受试者进行基础调查。基本调查问题主要集中在当事人的政治态度上。完成调查后,您将获得港币300元的人工费。
第二步,如果参与者被分配到对照组,他们将不会受到任何干预;如果参与者被分配到实验组,他们会在2017年6月30日晚上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内容是:“过去有很多学生会参加7.1游行,所以我们邀请一些学生帮忙我们最好统计一下7.1游行的参与者人数,希望您能积极参与并为科学做出贡献。一旦您上传了所有数据,我们将为您提供350港元的奖励。”
实验发现,短期激励(付费主体)使2017年的抗议数量增加了10个百分点。此外,短期激励可以带来长期的政治参与,即间接激励使2017年的参与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 2018年7月的百分点。而且,这种持续政治参与的促进并不是通过改变主体的政治信仰、倾向或态度,而是与社会互动有关,比如在游行现场建立的“友谊”。
该论文的结论是,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参加一次抗议活动的动机会增加随后抗议活动的参加人数;一次性的激励动员具有积极的影响,而社会网络一级的动员对于持续的政治参与非常重要。重要的。
在2019年版论文的附录中,我们看到了一份论文作者为香港学生“量身定制”的调查问卷。还有内容暗示受访学生将自己的报酬捐献给“港独”组织“香港解放军”。
此外,他们在论文中还设计了有关香港地铁的相关问题。 (如图所示)
毫不奇怪,2019年香港骚乱中,暴徒最有针对性的目标就是香港地铁。
说白了,这很可能是用“研究”为“颜色革命”提供垫脚石。
对于研究论文来说,伦理审查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该论文指出,它们得到了慕尼黑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的批准。他们没有提及受访者所在的香港科技大学道德委员会是否批准该决定。
此外,该论文还声称,其研究在操作过程中符合伦理要求:“在研究之前的所有年份中,参加7月1日的示威活动显然是合法且和平的;我们研究的示威活动仍然是和平的,并且在研究的两年中与我们研究的7 月1 日示威活动相比,我们的实验规模很小。”
02
调查该论文的作者团队揭示了更多信息。
例如,一位名叫大卫·杨(David Yang)的男子,长着一张亚洲面孔,正式担任哈佛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他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涉及社交和抗议。更巧合的是,许多合著者也是这篇有关香港的论文的“贡献者”。
查看他的社交媒体帐户后,我发现了更多。
他在2019年6月15日的推文中提到了团队两年前在伦敦政治学院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称大陆在香港存在所谓“三重困境”,并表示抗议不利于维护香港政治稳定“至关重要”。
在香港做事有利于香港稳定吗?这不是很像佩洛西的“美丽风景”吗?
杨与他人合写的这篇文章声称:“只要香港人民威胁进行可信的抗议,北京就可以受到遏制。”
利用抗议强行通过《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被该报称为“成功案例”,而作者在LSE网站上的雄辩文章中,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什么都不做对香港的稳定很重要,“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抗议是稳定的根源,而不是北京试图在基本法第23条框架内通过国家安全立法实际上是不稳定的根源。 ”。
阻碍第二十三条立法是遵守基本法、维护“一国两种制度”的问题;根据第二十三条制定国家安全立法是非法的,不利于香港的稳定。
更明显的是,LSE网站的文章中也包含了该论文几位作者的观点。他们采访了数千名参与“占中”运动的学生,根据其中1500名学生的调查结果,得出了香港年轻人变得激进的所谓“证据”:88%的人认为他们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 22%的人支持在香港使用暴力追求政治权利。而当他们“鼓励”学生匿名表达时,支持暴力的比例达到了40%。
LSE官网也表示“本文仅代表论文作者观点,与LSE无关”。
《南华早报》 杨大卫称2017年香港街头暴力报告是一份“很好的报告”。
2019年香港爆发黑人骚乱当天,他转发了支持骚乱的账号文章并“称赞”:“集体行动是展现人类力量最壮观的一幕。”
2017年至2018年,杨大卫也是涉疆谣言的主要传播者之一。他还转发了著名谎言制造者阿德里安·曾兹(Adrian Zenz)的社交媒体推文。这不得不让人好奇,西方大学圈子里还有多少郑国恩等人?杨在这个圈子里扮演什么角色?
03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支振峰告诉记者,这篇论文提供了非常权威的佐证。由于学术论文对方法和数据来源有严格的要求,并且必须经过匿名审查,因此这篇学术论文披露的事实的准确性不亚于新闻报道,甚至比新闻报道更准确。
由此可见,西方如何深度介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运动,挑起其他国家的社会动荡。作者以学术论文的形式,描述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社会运动的煽动、煽动和参与。更准确的描述。可以看出三点:
首先,香港等地的暴力社会运动都有外国主谋。
第二,美国和西方有组织、有预谋、有手段、有资金、有参与地在别处煽动颜色革命社会暴力。
第三,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西方扭曲的价值观和道德,居然把煽动别国骚乱当成光荣的使命,并且明目张胆地这么做,甚至到了认知混乱、痴迷和骄傲的地步。而不是羞耻。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卢翔告诉记者,类似论文如果用于美国国内政治研究,将不会被允许发表。由于这篇文章涉及一些全社会的数据,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应该受到严格的法律法规的约束。
显然,任何社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不满情绪,但没有一个国家会允许这种不满情绪演变成政治骚乱。这样的论文,说白了,就是为变相组织政治抗议活动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
此类文章的发表表明,美国只关心自身稳定,完全忽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稳定,甚至希望一些目标国家不稳定。美国在国外搞“颜色革命”有着悠久的传统,也有一套完整的指导手段。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社会上各种零星的不满很容易聚合成政治性和主题性的不满。吕翔称之为“横向”动员,将四面八方的不满聚集到一面旗帜下。
另一方面,本文也反映出,在香港国安法出台之前,香港社会长期严重缺乏安全感。不过,现在不是讲问责的时候,而是迅速一一堵住漏洞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