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浩
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于12月12日在康沃尔郡小镇去世,享年89岁。勒卡雷以间谍小说闻名。他用间谍小说的体裁尖锐地批评了西方社会。他笔下的人物乔治·史迈利甚至被誉为英国小说史上与福尔摩斯相媲美的经典形象。格雷·厄运·格林称赞勒卡雷的著名小说《柏林谍影》是他读过的最好的间谍小说。这部作品的英文名《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也可以视为勒卡雷写作生涯的写照。他是一位无法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但他的写作风格与英国知识分子文学传统密切相关,他的气质中有很多另一个时代的残余。
正如约翰·戴恩的名言“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这个人已经去世,而他仍在编纂他的遗产。读者在感叹叹息的同时,或许也能一睹西方古典小说的风采。在文学阅读衰落的今天,勒卡雷、金庸等通俗小说的作家可以让人们想起文学黄金时代的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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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卡雷早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毕业于舍伯恩学校,随后在伯尔尼大学学习外语(主要是德语),最后在牛津大学林肯学院获得学位。从勒卡雷后期的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早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他的作品中对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批判边缘。它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棱角,反而变得更加锋利、更加清晰。另一方面,深受英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勒卡雷也见证了大英帝国的衰落。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英国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的失败,让公众认识到日本已经无法生存。没落的帝国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每当一种文化衰落的时候,被这种文化改造的人一定会感到痛苦。他们表达这种文化的程度越大,他们遭受的痛苦就越大。” (陈寅恪《王观堂老师挽词并序》)这种情况全世界都存在。当然。当时勒卡雷就职于英国著名的军事情报机构军情六处,他对英国在权力斗争中失去权力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此时开始了写作生涯,这很可能意味着他是在愤怒中工作。
在勒卡雷的处女作《召唤死者》中,他最著名的角色—— 乔治·史迈利(George Smiley) 首次登上舞台。勒卡雷对这个角色的刻画可以说是非常出彩,既有《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史迈利的人马》中的正面刻画,也有《柏林谍影》 《荣誉学生》中的侧面衬托。但有趣的是,作为勒卡雷的忠实读者,在仔细阅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后,我仍然无法完全理解斯迈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不仅是他的性情和动机,还有他的生活行为和事实。因为勒卡雷对史迈利的描述实际上是他对英国实力和前景的想象。这不仅是勒卡雷无与伦比的野心,也是他文学创作的一大限制。勒卡雷并没有将史迈利人生和事业的悲惨结局描述为个人失败,而是将其视为英国文化衰落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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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脸代表了英国文化中的这些美德:忠诚、智慧、宽容和同情心。这些品质在官僚机构的腐败政治和情报机构的阴谋中不再占有一席之地。通过史迈利的失败,勒卡雷暗示了英国实力和威望衰落的原因。他不仅将斯迈利的正直和睿智与那些漂泊、愚蠢、无能的政客进行了对比,还指出低效、冰冷的情报机构是英国政治制度的缩影,也是英国社会文化和虚荣心的反映。情报机构的人员不仅是一群保守、迂腐、懦弱的官僚,而且把国家利益与特务部门的官僚权力等同起来。有时,为了维护自己阶级的权力、地位和财富,他们甚至滥用公众的信任,谋求巨大的成功。
正如《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所描绘的那样,每个人都明白事情的症结所在,但有些人明智地保护自己,有些人贪图权力,有些人无知,有些人不宽容。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令人心碎的无法解决的困境。
勒卡雷用史迈利的人生坎坷来指责情报机构的罪恶,但他认为这是整个西方社会的责任。他最终在《史迈利的告别》的Smiley口中说出了这句讽刺的话:
“我们的大部分工作要么毫无意义,要么与公共来源的信息重叠。问题是间谍的存在不是为了启发公众,而是为了启发政府。政府和其他人一样,相信花钱买的东西总是值得的。”即使没有间谍,政府也能做到,但如果有一天世界上不再有间谍,他们也不会愿意这样做。如果我们发现敌人,政府就会帮助我们创造敌人。所以没有必要担心。所有的历史都告诉我们,只要有歹徒,潮流就永远不会过时。领导人,我们就会有间谍,只要有恶霸、骗子和疯子,我们就会有间谍,政客仍然互相欺骗,暴君仍然想要征服,消费者仍然需要资源,无家可归的人仍然在寻找土地,饥饿。人们还在寻找食物,有钱人仍然想变得更富有,你选择的事业是完全有保障的,我可以向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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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可以看到,史迈利角色转变的背后是勒卡雷自身的信仰选择。从《召唤死者》到《史迈利的人马》,史迈利从对个人和政治背叛的同情,或者至少是原谅,转变为拒绝原谅和忘记这种背叛。他从对制度的模棱两可的忠诚转变为只忠于自己的道德标准。和理想。
在政治与爱情的背叛中,勒卡雷发现狂热的激情与冰冷的利维坦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从而导致了社会和文化不可避免的终结。同时,勒卡雷也向我们展示了冷酷现实中的个人忠诚:父母对子女的忠诚、丈夫对妻子的忠诚、情人对情人的忠诚、朋友对朋友的忠诚。 Smiley 与Evelyn Waugh 《一抔尘土》 中的Tony Rust 和Ford Maddox Ford 《队列之末》 中的Tietjens 相呼应。如果勒卡雷能够专注于塑造史迈利这个角色,他或许会写出完全不同的作品,塑造出超越现实的经典形象。然而他的政治敏感度和批判意识却阻碍了他走传统小说的道路。道路。
尽管勒卡雷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弱点感到震惊,但他仍然认为它比纳粹主义和保守主义要好得多。勒卡雷的早期小说反映了西方特别是英国舆论的变化,从20世纪40年代向纳粹宣战的正义理想,到1950年代冷战中对苏联的尖锐立场,到20 世纪60 年代和1970 年代的模糊性。简而言之,勒卡雷试图通过小说描绘西方社会和政治环境的重大变化。勒卡雷很可能赞成“温和、务实的国际外交形式”,但他和他的人物都没有在英国工党或保守党中找到可行的实际政治解决方案。
乔治·史迈利的传奇故事在《史迈利的人马》(《史迈利的人民》)中结束,但结局和标题都模棱两可。史迈利的人是谁?他们是谁?他们当然不是白厅或英国高层的政客,也不是马戏团的情报人员。相反,他们是被生活、体制、冷战思想压榨和剥削的普通人;他们正直、忠诚、可爱,因此也是史迈利(以及勒卡雷)所珍视和渴望的。受保护。勒卡雷真正看重的是个人价值而不是各种意识形态之争。至此,他继承了英国文学的悠久传统,是乔治·奥威尔和奥尔德斯·赫胥黎当之无愧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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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脸传奇结束后,留下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勒卡雷的小说变得更加政治化。他非常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在《微妙的真相》年,他预见到像斯诺登这样的人物的出现;《永恒的园丁》 《头号罪犯》,他谴责“反恐战争”背后的残酷行为。但正如史迈利的故事一样,在勒卡雷的例子中,好人很少能获胜。
在勒卡雷看来,真正的“胜利”是通过道德上的自我救赎来实现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通常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自己的生命,甚至更多。在这些作品中,《小鼓女》也许是最有成就的,勒卡雷准确地描绘了可怕的政治环境,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声音都很真实。
勒卡雷抛弃了史迈利以往逆流而上、分析信息并最终重构真相的叙事方式。相反,他采用了一种有冲击力的写作手法,利用女主人公查理的视角,让那些令人震惊的恐怖在她的眼中闪现出明亮的霓虹灯。这种方式并不是为了刺激感官,而是为了表达这场无休止的战争所带来的可怕痛苦;并教育盲目的西方以色列崇拜者了解他们自己的暴行的残酷性。勒卡雷揭示了人们在无休止的反恐战争中最终将面临的道德选择。
勒卡雷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对现实的细致观察甚至让人想起福楼拜的精准。人们可能不喜欢勒卡雷的政治立场和他“我们是自己最大的敌人”的宣言,但人们不能忽视他,因为在勒卡雷对人类大惊小怪的隐藏动机的理解中,在他对平衡潜在的背叛与光荣的理解中通过行动,勒卡雷直接讲述了间谍世界的真相。勒卡雷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这种浪漫主义贯穿了勒卡雷的所有小说,在他的作品中犹如一颗星星闪耀在冰冷的现实之上,正如他在《史迈利的人马》中所写的那样:“爱是一颗石子扔进水里。如果有足够的石子,我们就会彼此相爱。” ,涟漪将大到足以跨越海洋,征服仇恨和愤世嫉俗。” (陈浩)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