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的历史已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史领域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众所周知，秦左虽然寿命短暂，但有着尤为重要的长远影响。秦给后世留下的遗产，不仅包括基本的疆土结构，还包括政府机构格局、地方统一行政理念，最重要的是秦独创的“皇帝”（“八君”），成为秦国的终极象征。重要发明）概念。秦也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使得任何一个想要控制“世界”（主要限于东亚次大陆）的政权都无法避免。

长期以来，我们用来了解秦国历史的最重要文献是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所写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无论司马迁对秦始皇（公元前221-210年在位）的记述是否可靠，都应该立即注意到，《秦始皇本纪》，就像后世几乎所有正史中的《本纪》一样，特别关注帝国法庭。但很少有人关注地方行政管理及其问题。考虑到秦帝国的幅员辽阔和复杂性，这种偏见在所难免，但也无意中扭曲了我们对秦历史的认识。几千年来，自从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6年）的名著《过秦论》以来，对秦国成败的讨论都特别集中在始皇帝及其继承者的性格上，而不是秦始皇所面临的困难。秦国的下级官员。

幸运的是，近几十年来，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到各种秦代遗址，如墓地、道路、运河遗址，甚至聚落、工事，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让我们了解了秦代社会的复杂性，秦文化的发展轨迹，以及秦朝。帝国的计划。此外，还必须提到文字的改革。秦铭文出现在各种材料上，包括青铜和金属、玉石、竹简和粘土，涵盖的主题极其广泛：地方和国家行政、法律问题、法律文本、民间和官方信仰、政治声明、国际关系、历史写作等等。从统治者、下级官员到普通军人，秦国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和关切都在其中呈现。迄今为止，出土文献数量已超过传世文献记载的秦代史料的十倍。难怪它对于重建秦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为《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中文版序言，经东方出版中心授权出版。作者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人文系副主任尤里·派恩斯(Yuri Pines)。

撰稿尤瑞

如今，丰富的新史料给秦及秦帝国的研究带来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突破。特别是，我们因此能够从偏远前哨的角度“自下而上”重建帝国建设的各个方面，新征服的领土必须融入新兴的帝国空间。

这是马克西姆·科罗尔科夫第一部专着的主要任务。《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中国古代的帝国网络）基于作者最近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即《秦边疆的帝国建设与市场开发：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7年的帝国扩张与经济变革》（“秦边疆的帝国建设和市场制造”: 帝国扩张和经济变革，公元前221 年至207 年） ”，哥伦比亚大学，2020）。笔者此前曾于2010年在莫斯科发表过另一篇博士（俄语称“博士生”）论文，即《战国至早期帝国时代初期的土地立法与土地控制（基于出土法律文献）》（《战国至建国初期的土地立法与土地控制》）。早期帝国时代（基于已发现的法律文献）”）。

这种不寻常的背景（我不知道该领域有任何其他学者就相关但不同的主题撰写两篇博士论文）解释了本书的高度复杂性。这本清晰、引人入胜且呈现精美的专着将成为早期中国的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必读之作。它对于专注于大陆帝国比较研究的学者也特别有吸引力。

《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作者：【俄文】马硕，译者：尹嘉月，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制片人：时代人文，出版时间：2024年5月。

形状规则

大秦帝国的毛细血管

马硕的研究至少有四个方面使其成为真正的杰作。首先，可以将深入考察湘西北小县黔陵县的秦统治与中国先秦时期至帝制时期较长时期的概况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及时。这种广泛综合和重点分析的结合在本书的章节结构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导论》 后面两章展示了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公元前453年-公元前221年）“长江中游互动空间”的形成，以及公元前4世纪的秦朝到公元前3世纪这一时期的“南下”最终为秦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3章）。接下来的三章（第四章至第六章）重点介绍了秦帝国在乾陵及其周边地区的运作，这是本书的核心。最后两章（第7-8章）追溯了从秦灭亡到汉代的帝国南部边疆的历史，为了解江南广大地区错综复杂的文化和政治进程提供了重要的见解。这种结构使读者不仅能够了解秦统治的微观细节，还能了解秦对中国广大南方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轨迹的更广泛影响。

云梦绥胡地出土秦简时的情景。在M11号秦墓中，出土了记录秦朝政治文献的竹简1150多张。

马硕擅长综合秦——古文献（这是他的主要专长）、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三大史料。他对考古数据的运用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包括对随葬品、定居点的规模和位置以及湖南高原当地居民消费的谷物的分析。没有这些资料，无论传世古文献多么丰富，也不足以全面了解大秦帝国的政策背景。此外，马硕还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精彩的运用。原书长达40 页，参考文献密集，汇集了数百项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涵盖了汉学研究中使用的所有主要语言——种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马硕综合了同事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各种见解，能够呈现出一幅极其多样化的秦帝国的形成及其面临的问题的图景。

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马硕将帝国理解为由不同的网络组成。他解释说：

尽管暴力和再分配在帝国的运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作者更倾向于将帝国视为一种为了帝都精英阶层的利益而强加给边远地区人民的压迫性的再分配制度。帝国被视为一个互动网络，它将远距离的人们连接成社区，使他们在参与互动中获得独特而重要的优势。 （原书第3页）他进一步解释道：

帝国只是东亚人口可用的众多互动网络之一，这些网络产生的政治和文化身份是不稳定的，并且依赖于网络本身不断变化的特征。 （原书第4页）

这种分析视角有利于理解帝国扩张和收缩的规律，并同时从中心和外围进行分析。这种建立在可靠的方法论基础上的研究方法，为马硕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中“帝国网络”与网络分析相辅相成的另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是作者对秦国扩张的地理维度的关注。直到最近，除了马硕的博士论文导师李锋的专着之外，中国先秦政治史的英文学术研究还很少关注微观地理细节。

值得赞扬的是，马硕对水路、地形高度和交通路线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该书特别强调水路不仅塑造了商业路线和军事扩张的方向，而且还塑造了秦国在江南的行政结构。该书还强调了秦国对水运投资的持久影响，特别是通过修建连接长江流域和南部（岭南）水道的灵运河（位于今桂林附近）（原文第185页） 。这些观察一方面对于不断探索地理如何塑造帝国空间轮廓，另一方面对于帝国克服地理障碍的战略有很大帮助。

失败但成功的帝国实验

帝国的建立并不仅仅是通过领土征服；一旦他们的统治崩溃，他们也没有从他们曾经控制的地区消失。我要赞扬这本书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它对帝国建设的动态及其高度复杂性的关注。领土一体化是一个长期、充满挑战、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过程。黔灵县秦国的故事就是这种复杂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正如第四章所讨论的，秦在湘西北偏远高地的统治是不稳定的：官僚机构人手不足（或者是由在其他地方失职并被派往“新土地”作为惩罚的官员组成） ）；并且当地发生了骚乱。武装抵抗也时有发生，有的难以应对；有的则难以应对。黔灵县的户籍人口很少（这个后面会评论），官员们只能依靠囚犯和军人的强迫劳动，而他们的大量存在会造成更多难以控制的问题。如果这还不够，请考虑一下公元前214 年之后秦国在更南边（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广东省）所经历的军事行动，这“可能转移了帝国对长江中游新征服领土的控制” ”。需要的资源”（原书第99 页）。总之，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正如马硕所说：“我们应该思考的不是这个制度为什么崩溃，而是它是如何能够持续这么久的。” （原书第109页）

睡虎地琴简《为吏之道》，湖北省博物馆收藏。

然而，正如第五章和第六章所示，秦在帝国新疆域内的权力比乍看起来要坚固得多。秦朝官员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开采矿藏、开发当地动植物。在短短十五年的统治中，秦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货币化，通过强迫和自愿移民重塑了当地社会，通过精心设计的社会工程构建了新的身份，并改变了黔灵县。马硕展示了秦朝官员在致力于行政统一的同时，也表现出了高度的灵活性：“就物质资源而言，秦帝国相当善于适应新的环境”。 （原书第161页）马硕总结道：“秦帝国在十五年间进行了一次巨大的实验，将新征服的土地整合为一个疆域空前的政治实体。” （原书第137页）关于秦帝国灭亡的事实来说，这个实验是失败的。但就像公元前2 世纪初期的几十年一样，曾经被秦控制的地区即使在事实上（有时是法律上）独立于帝国中心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争取经济和行政统一，所以这个实验是成功了（第7 章）。

马硕开创了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为该领域未来的学术讨论树立了基准。不过，对于大秦帝国的建立及其面临的困难等许多方面，这项研究自然不是定论。要知道，很多相关简牍尚未出版（例如，李野秦简发现后的二十年里，原计划的六卷中只出版了两卷）。正如你可以想象的那样，每一个新的证据都可能改变我们的一些观点。例如，正如我在别处指出的，马硕（以及该领域的大多数学者）采用的秦黔陵县人口太少，无法解释秦的高度激进主义和行政结构的密度。也许新出版的文献有望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再比如，岳麓书院新近出版的秦简，揭示了秦帝国下级官员所承受的压力以及由此导致的一些人不愿履行职责的情况。

行政机构在超高效（但可以说是不可持续）的秦模式下疲于应付，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汉朝选择放松政府控制，甚至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

未来，秦国的历史仍将被反复书写和改写。显然，马硕的专着是重建中国历史这一关键时期的漫长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秦颂》 剧照。

编辑/李夏恩何安安

校对/薛景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