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奥斯曼帝国交战的英国军队在艾伦比将军的率领下，从埃及出发，入侵巴勒斯坦。 1917年圣诞节前后，英国占领了耶路撒冷，并立即成为整个地区的主人。他们现在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看法和偏见来决定这片土地的命运。许多英国人认为自己对这片“圣地”足够了解，越是虔诚的基督徒，越相信自己有能力为这片土地做出最好的安排。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无疑是其中之一。艾伦比出征之前，这位自幼接受宗教教育的威尔士政治家向他的将军们赠送了一份《圣地历史地理》的副本。在他看来，这部由神学家乔治·亚当·史密斯撰写的著作比“陆军部档案中的任何调查报告”更有效地指导了巴勒斯坦战争。 [1] 劳合·乔治的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也来自一个强调“圣经无误”的福音派家庭。 [2] 在他的理解中，历史只是“实现神圣目的的工具”。 [3]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当时的英国内阁是基于宗教信仰而不是国家利益来做出政治决策。然而，这样的宗教思想和相似的社会氛围，确实能为政客们不可告人的殖民利益和荒唐的政治决策提供崇高的基础和自洽的逻辑。
当艾伦比的军队赋予英国基督徒主宰巴勒斯坦“圣地”的权力时，一个原本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宗教计划被提上了议程——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根据《新约圣经》的“启示”，犹太人是他们被允许回到以色列所谓的锡安山故乡，然后在那里皈依，按照福音派后千禧年理论获得“救赎”，这样他们就符合了宗教想象中的“基督”。第二次来临之前的漫长正义与和平时代。 [4] 英国福音派对犹太人的兴趣在十七、十八世纪持续发展，并在十八世纪末达到顶峰。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让福音派界充满了担忧和恐惧。 [5]人们开始更多地谈论教会的崩溃和世界末日的到来，犹太民族的复兴成为许多英国基督徒心中日益紧迫的事情。 [6]
在随后的英法斗争中，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逐渐超出了宗教想象的范围，成为英国地缘政治和殖民利益的需要。面对拿破仑和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政权威胁的巴勒斯坦“圣地”，领导鸦片战争的“炮舰外交专家”帕默斯顿开始相信“犹太人会帮助支持一个大约崩溃，这有助于实现英国在该地区外交政策的关键目标。” [7] 他深受与帕默斯顿关系密切的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的影响。的意见. [8] 被誉为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教父”的沙夫茨伯里伯爵（1801-1885）认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复兴”不仅是《圣经》年的预言，更是需要英国的政治利益。这样的做法不仅可以让英国在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东方问题”上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也可以让英国人承担起“上帝选民”的责任，进一步塑造人们的民族认同。 [9]
由此不难发现，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本质上是一些欧美人（如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0]）基于自身政治利益对待其他人民和土地的企图。和宗教偏见。支配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是看似“有所收获”的犹太人也只能成为殖民野心和宗教狂热的牺牲品。沙夫茨伯里伯爵认为，“.更多的犹太人将返回他们的祖国，并再次成为朱迪亚和加利利的农民。”但他的初衷仍然是给这些“按照预言受到侮辱和蔑视惩罚的人们”“重生和救赎”的机会：即使犹太人仍然是“low and abhorred”（低下和憎恶），他们仍然有资格“在福音的光荣自由中得到解放”。 [11] 在沙夫茨伯里伯爵眼中，帮助犹太人恢复国家、皈依宗教、获得救赎的行为是基督徒获得救赎的重要途径。
换句话说，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也是欧洲反犹太主义的表现：持类似观点的人仍然认为信仰犹太教的人低人一等，需要“纠正”，并被置于：010的“承诺”中——三万“土地”不仅可以利用犹太人作为帮助基督徒“积德行善”的工具，而且有助于创建一个完全没有“犹太人问题”的欧洲。今天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信仰犹太教的欧洲居民是否真的想前往遥远的土地重建一个在公元一世纪被古罗马人摧毁的国家？ 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犹太人中引起一系列反对声音。在不少改革派犹太学者看来，“犹太是犹太人的家园”的观点导致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失去了家园。一位奥地利拉比直言：“欧洲是我们的家”。 [12]同时期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改革派拉比艾萨克·梅耶·怀斯明确表示：“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想法不是我们信条的一部分。我们也相信上帝希望将世界视为圣地，将所有人类视为选民。”[13]
除了改革犹太教之外，当时许多极端正统的犹太学者也会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在极其保守的宗教思想中，犹太人不应该在真正的“弥赛亚”到来之前主动试图结束自己被流放的命运，而应该在保持最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同时静静地等待上帝的旨意。到达。从正统派的角度来看，“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正在将犹太人变成一个所有人都看不到的世俗民族：在拥有相同的土地和相同的语言之后，民族情感将取代经文和戒律，成为基础。犹太教。主要的依赖因素是宗教保守派永远不想看到的。 [14]当然，在民族主义方兴未艾的欧洲，宗教身份转变为国家身份并参与政治似乎已成为必然趋势。但即使在相对世俗的犹太政治运动中，“犹太复国主义”仍然远非人们的唯一选择。
1897年10月的一天，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一个贫困工人阶级家庭的小阁楼里，13名30岁以下的青年男女代表俄罗斯各地的犹太社会主义团体正式成立了“俄罗斯和波兰犹太联合会” 。工人总工会，简称“外滩”（工会或联合会）。该组织旨在团结俄罗斯所有犹太劳动人民的力量，建立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到两年的时间，崩得就吸引了数千名犹太工人和知识分子加入，成为沙皇统治下最大的工人社会主义政党。 [15] 崩得认为，犹太人和其他民族一样，将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得到真正的解放，而欧洲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问题只能在这样的革命中与其他经济、政治因素一起解决。和国家问题。压迫问题是一起解决的。于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在大多数犹太社会主义者眼中成为被动回避问题的表现，并因此受到猛烈批评。外滩在选举海报上高喊：“我们居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国家！”[16]
然而，正是在崩得成立的同一年，相信两千多年前的“锡安山故乡”就是自己国家所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发出了最强烈的声音。 1897年8月29日至31日，在远比维尔纽斯阁楼华丽得多的瑞士巴塞尔市斯塔德赌场（Stadtcasino）里，有200多名身着礼服大衣、打着白领带的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代表，并有近二十名女性观察员陪同。他们同样衣着考究，在来自欧洲各地的二十多名媒体记者的见证下，召开了历史性的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
会议召集人、“现代锡安运动之父”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是一位来自匈牙利的犹太记者。作为一个自幼浸淫于德语文化圈的现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赫茨尔对音乐、戏剧和诗歌的理解远远超出了犹太宗教本身。然而，在反犹太主义日益猖獗的欧洲，先后在维也纳和巴黎生活和工作的赫茨尔仍然要面对犹太身份给他和其他犹太人带来的困扰。在大众政治与反犹太主义日益结合的时代，他在法国目睹的“德雷福斯事件”仍然只是整个危机的冰山一角。 [17] 赫茨尔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犹太人之所以无法融入欧洲社会，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意愿，而是因为他们永远无法被这里的人民这个民族主义日益狂热的群体所接受。和大众的政治氛围。被人们所接受。因此，继续打击反犹太主义或证明其荒谬的努力在赫茨尔眼中变得徒劳无功。他由此提出了另一项计划——，以团结犹太人，以民族主义的方式回应民族主义问题。赫茨尔在此时发出了那句著名的呐喊：“我们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而这样一个民族需要一个自己的国家。 [18]
1896年，赫茨尔将他的思想浓缩成一本简洁且极具动员性的书—— 《圣经》（Der Judenstaat）。首先，他在书中根据自己的理解再次阐述了“犹太人问题”无法解决的方面，然后阐述了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集体离开、建立国家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是《犹太国》的唯一性。赫茨尔真正的开创性工作是他为建立“犹太国家”提供了一套详细而明确的计划。 —— 在伦敦成立了一家股份公司，受英国法律管辖和保护。犹太特许公司。 “犹太公司将部分按照大型土地收购公司的模式建立。它可能被称为犹太特许公司，但它无法行使主权，也不会仅限于纯粹的殖民工作。”赫茨尔甚至初步估计该公司的资本金额为——1亿马克，即五千万英镑。 [19]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还将建立统一的社会团体，逐步推进移民计划，直至最终建立“犹太国家”。至于移民的步骤，赫茨尔也很明确：“在新家园准备好迎接我们之前，我们不会离开我们的故乡……现在已经陷入绝望的人们将是最先离开的，其次是然后是穷人，然后是过着美好生活的人，最后是富人。”[20]
我们刚刚读到的不是一本关于殖民火星的科幻小说，而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移民计划。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赫茨尔的目的地不是无人居住的火星，而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赫茨尔确实在《犹太国》中给出了两个选择，巴勒斯坦或阿根廷。但巴勒斯坦这个“我们难忘的历史家园”无疑是他心目中的最佳选择。在赫茨尔看来，犹太人至今仍不愿离开欧洲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去哪里”，而现在“我们正在向他们展示通往‘应许之地’的道路”。 [21]
但是这是错误的。赫茨尔不愿意看到或者故意忽视的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那些真正对沙俄统治下的欧洲感到绝望的犹太人已经开始移民。数百万东欧犹太移民并没有选择“返回”巴勒斯坦，而是前往了美国这个“新世界”。 [22] 至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当时有数十万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阿拉伯人。他们占据了整个地区90%的人口和99%的土地。 [23]然而，在帝国主义和殖民思想猖獗的时代，赫茨尔甚至懒得提及这些事实：“我们应该在那里（巴勒斯坦）建立欧洲对抗亚洲的屏障，对抗野蛮的文明前哨。停下来。” [24] 这几乎就是他的全部态度。
《犹太国》 出版后收到的评论褒贬不一。赫茨尔的观点在犹太人中获得了大量追随者，但也引起了巨大争议。如上所述，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在持不同观点的犹太群体中相继出现，其中包括极端正统派、宗教改革派和社会主义者。但即便如此，赫茨尔的计划仍然取得了重要进展。 1897年8月29日，在瑞士巴塞尔城市赌场的音乐厅，赫茨尔向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代表和众多欧洲记者庄严宣告：“我们希望为犹太家园奠定基石。祖国必将成为犹太人民的避难所。”[25]在整个演讲中，赫茨尔没有提及世世代代生活在巴勒斯坦并占人口大多数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但他确实向他们致敬。嘉宾和媒体记者提到基督徒：“……犹太人的定居必然会改善近东基督徒的处境。”这是赫茨尔一贯的策略，他从不掩饰犹太复国主义对欧洲列强和基督教团体的依恋。
安妮塔·夏皮拉教授对此进行了明确的总结：“赫茨尔相信欧洲的人性和进步，相信欧洲人一方面想要赶走他们周围的犹太人，但另一方面，他也会人道地帮助他们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 [26]事实上，赫茨尔对欧洲反犹分子“赶走犹太人”愿望的妥协和接受，本身就潜藏着巨大的危险。赫茨尔和反犹太主义者一样，认为欧洲不是犹太人的故乡，尽管这一观点遭到了包括崩得在内的社会主义者和许多宗教改革学者的强烈反对。赫茨尔相信，有人性的欧洲人会把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但他无法预见的是，四十年后，一些没有人性的欧洲人会把他们送到奥斯维辛。而那些遭受悲惨命运的犹太人谁会不认为自己即将被纳粹驱逐的地方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呢？
如果有些人仍然荒唐地认为解决民族压迫和其他结构性压迫的最佳办法就是逃亡，仿佛法西斯主义永远不会远播，那么逃亡的目的地至少不应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数十万人。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和数万当地犹太人世世代代和平相处的地方。赫茨尔等犹太复国主义者自以为找到了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在解决问题，甚至是在逃避问题，而是在转移问题、制造新问题。问题。
但无论怎样，赫茨尔仍然找到了犹太人以外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和基督教朋友，——人在他眼中代表了欧洲的人性和良知。那些主张根据《犹太国》的“启示”将犹太人迁移到巴勒斯坦以在基督复临之前救赎犹太人和基督徒的福音派犹太复国主义者成为了赫茨尔最好的朋友。他们怀着不同的意图制定了同一个计划，而同一个计划才是赫茨尔最看重的。结果，在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人们发现了三位基督徒的存在，其中包括英国驻维也纳大使馆牧师、赫茨尔的密友威廉·赫克勒。在赫茨尔撰写《圣经》的十二年前，赫克勒曾出版过一部神学著作，主张根据《犹太国》的“启示”在巴勒斯坦重新安置犹太人。 [27] 现在读完《圣经》后，他兴奋地告诉英国驻维也纳大使：“预言的动静出现了！”[28]
赫克勒很快与赫茨尔取得了联系并邀请他到他的公寓。后者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会面。走进一个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满书籍的房间后，赫茨尔惊讶地发现“全是《犹太国》”。赫克勒随后制作了一张足以覆盖整个地面的巴勒斯坦军事地图。 “我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赫克勒高兴地向赫茨尔展示了一张地图，犹太人应该在哪里建造新圣殿。会议结束时，赫克勒热情地用风琴演奏了一首自己为赫茨尔创作的犹太复国主义歌曲。 [29] 现代世俗的赫茨尔不可能与他面前这位“过于虔诚”的英国神父有太多共同点。随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他（赫克勒）是一个收藏家风格的天真的梦想家。不过，他天真的热情中总有一些迷人的东西，当他为我唱歌时，我的感觉尤其明显” ”[30]这不就是他们背后两个团体的缩影吗？犹太人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基督徒中的千禧年主义者，虽然各说各的，却因共同的计划而互相吸引，成为朋友。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们只是在彼此眼中实现自己。有目的的工具，无罪的工具。
赫克勒随后成为赫茨尔在欧洲主流社会和上流社会之间的桥梁。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的召开无疑标志着两人计划的重大突破。 1904年赫茨尔因心脏病英年早逝之前，他有很多机会向各地有权势的人宣传锡安计划，其中不仅包括英国政客、巴登大公，甚至还有德皇威廉二世本人。不过，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赫茨尔眼中真正“能够单枪匹马决定犹太复国主义命运”的统治者————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他实际上控制着巴勒斯坦地区。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前最后一位强大的苏丹。
1896 年至1902 年间，赫茨尔五次前往伊斯坦布尔，向奥斯曼政要宣传他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他确实得到了会见苏丹的机会。然而，无论赫茨尔释放出什么样的条件和愿景，奥斯曼当局都没有理由出卖国家主权，进一步加剧国内本已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礼貌地接待客人的同时，警惕地告诉部长们，政府必须在国内外竭尽全力阻止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移民计划。 [31] 为了安慰忧心忡忡的官僚们，苏丹表示，他“理解他们的邪恶计划，将保护他的犹太臣民，同时成为那些对巴勒斯坦充满幻想的犹太人的敌人”。 [32]由于奥斯曼外交部门的努力，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未得到西方列强的公开支持。赫茨尔的计划现在遇到了麻烦。 1899年，纽约锡安运动的领导人抱怨说，他的组织不仅难以吸引新成员，而且也难以留住老成员。 [33] 这是锡安运动第一个故事的结局。 1904年7月2日，年仅44岁的赫茨尔临死时仍满怀希望地问赫克勒：“代我向巴勒斯坦问好，我已经把我的鲜血献给了我的民族。” [34]
赫茨尔没能见证锡安运动的突破性进展，但随后以色列建国的历史确实在各个方面印证了他的远见。锡安运动成功的原因并不是赫茨尔的计划比同时期其他犹太团体的观点更正确，而是因为该运动确实得到了西方列强急需的支持，如《圣经》所示。以赫茨尔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赫克勒为代表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确实形成了一个奇怪的联盟，但这样的联盟仍然不足以推动整个工程的实质性进展。但十多年后，当英国当局出于国家利益和殖民野心加入这样的联盟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1917年底，当艾伦比的埃及远征军即将将耶路撒冷作为圣诞礼物送给英国人民时，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和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就即将被英国全面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做出了决定。军队。新的安排。劳埃德·乔治和阿瑟·贝尔福都会像他之前的沙夫茨伯里伯爵一样，将福音派信条与英国海外利益结合起来。劳合·乔治曾经说过：“在我以前的学校里，我学到的犹太民族的历史比我自己国家的历史多得多。我可以为你们列出以色列所有的国王，但我怀疑我是否被称为“有六位国王”英格兰的国王就更少了……”[35]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时，作为英国首相的劳埃德·乔治在他的宗教信仰和古代历史知识中，考虑到了国家利益。
盘踞在埃及的英国人如果想要确保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就必须将河东侧毗邻西奈半岛的巴勒斯坦地区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或者至少不能直接交给埃及。阿拉伯人。此外，巴勒斯坦沿海的海法和阿卡这两个好港口在《犹太国》中被涂成红色，以代表英国的核心利益。这些都是英国人决心要拿下的地中海港口。而同样重要的是，正如劳埃德·乔治后来所说，在解决一些重要的战时问题时，“俄罗斯和美国的舆论将发挥极其关键的作用。而我们当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这两个国家中，无论是每个国家的犹太人对我们的态度是敌对还是友好都会对事情的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 [36] 至此，拥抱锡安运动成为劳合·乔治及其外交大臣贝尔福认为可以同时解决上述所有问题的答案。
贝尔福宣言
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致信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英国犹太银行家、政治家、第二代罗斯柴尔德男爵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委托他将信中的内容转发给一个名为“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组织。信的主体内容简洁明了：
“国王陛下的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的民族家园，并将尽一切努力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明确的是，不得采取任何行动损害现有非犹太人民的公民和宗教权利。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区，以及其他国家犹太人的权利和政治地位。”[37]
无论《赛克斯-皮科协定》中提到的犹太人“民族家园”的含义多么模糊，无论附加的条件多么“苛刻”，犹太复国主义者现在都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承诺：英国很快就会实际控制巴勒斯坦地区。人们为自己的移民计划开了绿灯，拥有无限可能的“民族家园”，时机成熟时自然可以转变为民族国家。至于宣言后半部分看似正义的条件，其荒唐程度令人震惊。伦敦当局并非不知道“公民和宗教权利”与“政治地位”之间的区别，但他们只愿意向其他国家的犹太人许诺后者。甚至这样的承诺也只是英国人的一厢情愿：当其他国家的反犹分子意识到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不在欧洲和美国，而是像他们认为的那样在其他地方时，他们的反犹分子闪米特人的情绪实际上会改变。会受到抑制还是会变得更糟？英国人怎么能为此负责呢？
而这还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根据《贝尔福宣言》，只要犹太复国主义者愿意保护“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区”的基本“公民和宗教权利”，那么他们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移民到这个所谓的“家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踏足过这片土地，他们不再需要担心巴勒斯坦土著居民的意见。 “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社区”就像将伦敦居民称为“非威尔士人”一样荒谬。在英国政府看来，占巴勒斯坦人口90%以上的阿拉伯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不配获得任何独立称号，而与英国军队并肩作战的谢里夫·侯赛因家族前线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任何发言权。执行内阁决议的外交大臣贝尔福并非不知道阿拉伯人的存在，他只是不在乎。两年后，贝尔福在给同事的信中留下了令人震惊的一段话：
“关于巴勒斯坦，我们甚至没有计划正式征求那里现有居民的意愿……四大国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无论是对还是错，好还是坏，犹太复国主义都源于悠久的传统，它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现在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70万阿拉伯人的愿望和偏见。”[38]
大国利益、宗教偏见和锡安运动就这样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三者之中，赫茨尔本人发起的锡安运动成为次要因素。劳埃德·乔治和贝尔福所相信的并不是赫茨尔的《贝尔福宣言》，而是沙夫茨伯里伯爵早前提出的理论，即不管犹太人自己怎么想，就让他们在巴勒斯坦“恢复”吧。 “国家”既是基督教千禧年主义的信条，也是英国现实利益的需要。英国人确实被锡安运动所诱惑，但当《犹太国》 发布时，他们已经准备好被锡安运动的任何领导人所诱惑。
笔记：
[1] 乔治，D.L. (1934)。战争回忆录：第二卷。 London: 奥德汉斯出版社。 1090.
[2] 刘易斯，D.M.（2010）。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剑桥大学出版社。 4.
[3] 引自Sizer, S. (2012)。通往贝尔福之路：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贝尔福项目。
[4] Clouse, R. G.（主编）。 （1977）。千年：四观的意义。大学间出版社。 117-143。
[5] 刘易斯，D.M.（2010）。 37-38。
[6] 在这方面，詹姆斯·比切诺同时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例如，Bicheno, J. (1794)。时代的迹象；比舍诺，J. (1807)。犹太人的复兴。
[7] 刘易斯，D.M.（2010）。 185.
[8] 霍德，E.（1886）。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的生活和工作。卷。一、伦敦。 310-311。海姆森，A.M.（1918）。英国计划让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美国犹太历史学会出版物(26), 127-164。 138.
[9] 刘易斯，D.M. (2010)。 188.
[10] 约翰·亚当斯（1735-1826）曾表示，他“真诚地希望看到犹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返回犹太”。他还认为犹太教是不合时宜的，犹太人最终会皈依基督教。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美国的犹太人》: President John Adams Embraces A Jewish Homeland (1819)，文章可在jewishvirtuallibrary.org 上找到。
[11] 沙夫茨伯里。 E.（1839）。犹太人的现状和前景。季度回顾。 63.一月至四月（1839）。伦敦。 93-107。 102； 105. 原文为匿名文章，作者为Shaft 对于Tsbury 伯爵的讨论，请参考Hyamson, A. M. (1918)。 137.
[12] 相关引文请参见Pappe, I. (2017)。关于以色列的十大神话。维索书籍。第3章。
[13] 温曼，M.（1951）。艾萨克·梅耶·怀斯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的态度
. Critical Studies in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5. [14] Kedourie, E. (1961). Nationalism. Hutchinson, London. 76. [15] Brumberg, A. (1999). Anniversaries in conflict: On the centenary of the Jewish Socialist Labor Bund. Jewish social studies, 5 (3), 196-217. 196-197. [16] https://yivoencyclopedia.org/article.aspx/Bund [17] 1894年，法国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错误指认为向德国泄露情报并因此蒙受冤狱，整个事件随后在法国国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几乎令整个社会陷入分裂。 [18] Shapira, A. (2012). Israel: A history.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16-22. [19] Herzl, T. (1988). The Jewish State (Der Judenstaat), translated by Sylvie d’Avigdor. Dover Publications. 98. [20] Ibid. 83. [21] Ibid. 155. [22] Shapira, A. (2012). 20. [23] Shlaim, A. (1988). Collusion across the Jordan: King Abdullah,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partition of Palest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 [24] Herzl, T. (1988). 96. [25] 西奥多·赫茨尔在第一次锡安主义大会上的演说全文英文版请见 https://zionism-israel.com/hdoc/Theodor_Herzl_Zionist_Congress_Speech_1897.htm [26] Shapira, A. (2012). 18. [27] Hechler, W. H. (1884). The Restoration of the Jews to Palestine. [28] Patai, R. (1960).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Theodor Herzl. The Theodor Herzl Foundation. 310. [29] 有关赫克勒与赫茨尔会面的全过程请见Ibid. 311-313. [30] Ibid. 312. [31] Öke, B. K. (1980). Zionists and the Ottoman Foreign Ministry during the Reign of Abdulhamid II (1876-1909). Arab Studies Quarterly, 364-374. 364. [32] 转引自Ibid. 366. [33] Feinstein, M. (1965). American Zionism 1884-1904. Herzl Press. 150. [34] Elon, A. (1975). Herzl.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400. [35] 转引自Sizer, S. (2004). Christian Zionism: Road-map to Armageddon .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62. [36] George, D. L. (1939). Memoi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Vol. 2). Yale University Press. 724. [37] 《贝尔福宣言》信件原文请见https://en.wikisource.org/wiki/Balfour_Declaration [38] Ingrams, D. (Ed.). (1972). Palestine Papers, 1917-1922: Seeds of Conflict. John Murray. 73.